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显著冲击。一些国家加速推进价值链分工环节的转移与本土化，而全球价值链在不同生产环节的制造、加工工序、运输等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暴露出这一分工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的脆弱性。数字经济的兴起，有助于推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多元化配置与重构，使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更具弹性，以致向本土化、区域化、邻近化演进。

　　数字化引领价值链分工转型

　　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引领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创新要素。由此，数字化正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转型与升级的一种重要途径。在传统价值链分工中，从研发设计、制造加工到运输与营销链条冗长，价值链上下游利润空间被逐层稀释压缩。而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商务平台直接将供给方与需求方进行互动对接，去除了中间环节，缩短了价值链分工的链条，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并通过市场的迅速反馈，优化并创新了价值链分工不同生产制造环节，为企业针对市场个性化需求提供了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同时，产业数字化打破了大企业对价值链不同价值创造环节的垄断，为中小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竞争提供了可能，并促使传统价值链分工的微笑收益曲线模式向扁平化转变。重塑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为中小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培育自主品牌，促进价值链分工升级，实现弯道超越创造条件。

　　一段时期以来，数字经济充分展现了更具柔性的生产能力与抗冲击力。例如，数字技术的线上教育、数字金融、智能物流、线上超市、数字医疗、数字化公共服务等新消费与新产业模式的兴起，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面对异军突起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快推进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培育价值链分工的智能运营与竞争新优势，推动数字经济引领传统产业基础再造与价值链分工的升级，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构建国内科技企业的大循环。

　　数字化推进价值链分工重构

　　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构。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的产生与获取、跨境传输、集成分析、数据挖掘、数据资本化以及市场化配置将显著改变传统价值链分工的治理模式，并为市场主体参与价值链分工创造更公平的分工地位与利益分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涵演变与分工格局的重构成为必然。首先，在传统价值链分工中，价值链分工的价值分配取决于价值链中掌握核心要素的上游企业，他们通过设置价值链的进入壁垒，占据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而获取高额收益。其次，价值链上游企业协调各区域分工的价值创造活动、制定生产流程规则与产品标准，并且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形成纵向分工关系，而上游企业之间形成横向分工关系。其中，上游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进行研发设计或输出核心零部件，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输出原材料或初级产品与加工组装。

　　产业数字化改变了价值链分工的链接方式，促使价值链分工参与主体之间链接更趋扁平化。基于产业数字化的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参与主体的决策更透明、信息更对称，改变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上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分工关系，并日益横向化，为市场主体参与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平等的机会。同时，产业数字化有利于避免价值链分工链条过长而意外中断的风险，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价值链分工的安全性。随着数据要素的资本化与价值充分开发与利用，基于产业数字化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将进一步推进高科技公司，特别是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构。

　　数字化助力价值链循环

　　数字经济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助力价值链循环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产业数字化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价值链构建的重要内容，为我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分工提供了广泛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上呈现梯度差异，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普遍发展不均衡，这为我国企业开发适合沿线国家特点的物联网设备，特别是对拥有低成本和多场景技术开发经验的中小企业开辟市场提供了机遇。另外，我国产业数字化程度高，在5G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有条件与技术构建全球化的数字生态系统。由此，我国企业应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物联网设备产品、技术、标准、服务的出口，培育并共建基于我国企业数据链生态的应用系统，充分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互利共赢。

　　第二，数字经济推动国内国际价值链分工双循环。数字经济是引领构建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能，标志着双循环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重要特征。新一轮产业革命将加速数字经济的增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传统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价值链分工升级，引导优势产业国际化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因此，产业数字化是双循环的重要创新内容，将显著提升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帕累托水平，大幅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一带一路”建设在推动双循环中将分别发挥链接平台与沟通桥梁的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跨国公司将更加重视价值链分工的抗冲击性与安全性，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和重新布局已成为必然。以往依赖进口的高端品牌消费需求回流国内高品质产品需求，产生进口替代，而出口企业则转为内销。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消费模式与新产业形态大量涌现，为价值链分工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一方面有助于启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突破发达国家对价值链分工中战略核心价值环节的控制，为推动我国价值链分工的内需循环、带动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外需循环增加新动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常态下国内外产业关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5BJY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新忠